宪法监督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对国家机关作出的宪法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

[43]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45]此等主张依然未认识到在终极意义上自然资源所有权，其实就是可辨析的个体的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而其享有者最主要的乃是国民个体，尽管法人和公法法人亦可以作为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主体，但它们与国民个体相比可谓次要主体。

[58]气候条例第1条声称，本条例是根据气象法等法律法规而制订的。本文认为，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来解释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更为合理正当，而从国家所有条款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出发，就不难对乌木案等事案例给出更具有自洽性和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保障财产权和继承权。难以想象以保障人的自由发展为旨趣的当代宪法，会否定甚至剥夺个人对自然资源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随着宪法的四次修订以及法学与意识形态的日渐分离，旧国家所有权说的缺陷与不足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

本文认为，应该结合宪法第9条第2款、第13条和第26条等条款，来评鉴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价值目标，然后对之作制度性保障功能解释。（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内涵 上述分析表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并非意在使国家或全民成为私权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所有者，相反，作为自然资源的最高规范，它旨在保障国民个体对具体的自然资源物享有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等权益。[50]罗马法上的此等物权归属原则完全适用于乌木案和狗头金案。

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集合意义上的所有权，也是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所有权，其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主权的表达。面对同一个客体即自然资源，同一个国家何必又怎么可能同时形成两种截然对立之身份呢？且不无荒唐的是，这个义务纯粹是国家对国家的义务——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国家向主权者国家承诺它会善待所有权客体。[3] 参见李亚楠：《捡到狗头金，到底该归谁》，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9日第11版。[25]施米特一方面提示注意此等宪法权利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它们也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其存在不容侵犯。

规制说认为，规制模式的核心在于：既要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又要戒备与民争利的攫取型资源财政体制之生成，强调作为一种规制国家的负责性、公共性，最终共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我国基于平等之自由的政治道德与宪法精神。[3]诸如此类的事案例争议，归根结蒂都源于宪法第9条第1款之规范含义模糊不明。

[32]鉴于制度性保障是如此之全面，本文赞同吴庚教授对它的定义，他说：制度性保障是从个人基本权中产生的保障功能，举凡从宪法实施时起已存在的各种保障基本权的制度，以及衡量社会生活现实及国家发展状况，所应建立的保障制度都包含在内。[54]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陈学清诉雅辉（清远）纸品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案，（2013）清城法源民初字第330号。有些规定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仅仅只为这种权利提供一种针对普通立法的保护机制，是故，这些基本权利具有相对性，属于原则上受限制的权利。毫无疑问，本条款仅仅规定了作为整体的自然资源——而非可辨析的个体的自然资源物——的归属主体，它并不含有调整人之行为的命令或禁止，因而属于不完整规范。

[33] 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23页。2.制度性保障的核心在于使自然资源能为国民公平地享有与使用 如上所述，制度性保障的原初含义侧重于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但在基本权利保障愈来愈精致化的二十一世纪，制度性保障不能再止步于保障基本权利之核心内涵，而应该致力于对基本权利予以更为全面的保障。（3）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是管理权，而非自由财产权。上述温州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纠纷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渔业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晰，而这是国家立法问题而非司法问题。

[61]既然持有这个构成事实条件都达不到，那主张国家拥有所有权不是明显违反所有权知识体系的基本原理么？尽管当今科技高度发达，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2012年2月，四川彭州农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前的河道里挖掘出一批乌木后，当地政府就与吴高亮上演了争夺其所有权的乌木案。

毫无疑问，作为全体国民终极代理人的国家只能通过制度性保障模式，来承担此等繁重任务。（五）所有制说 追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入宪的历史，将财产权的宪法史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从而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制解释，这种分析方法看似别出心裁，实则不然。

关于自然资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订了《森林法》（1979年试行，1984年，1988年）、《草原法》（1985年，2002年，2013年）、《渔业法》（1986年，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1996年）、《水法》（1988年，2002年）、《环境保护法》（1989年，2014年）、《煤炭法》（1996年，2011年，2013年）、《气象法》（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2013年）、《海域管理使用法》（2001年）和《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等大量涉及自然资源分配、使用及保护的单行法律，已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体系。据此，宪法第9条并非简单宣示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设立了一种国家责任（参见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7页），此等国家责任论解读与制度性保障说的分析结论可谓异曲同工。事实上，已有学者认识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如有人在分析水资源国家所有时就指出：宪法上所有权的意义在于以宪法形式确认全民对水资源所享有的权利，为全民所有的水资源提供制度保障。（2）以权利观审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它具有主体的唯一性和权利的专有性、不可变更性和价值优先性等特点。作为一名对政治高度敏感的法律思想家，施米特对此当然了若指掌并欲防之而心安。在自然界狗头金数量极为稀少，对它的发现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一般人不会踏破铁鞋去寻觅狗头金。

[53]从该老屋并不是无主财产，长期的占有使用并不适用先占取得的判决意见反推可知，对于无主财产法官是承认先占取得的。[5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页。

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而言，既然现行的法律制度所建构的是有偿使用模式，那应该保障国民对此模式及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争议提起诉讼之权，以获得基本的权利侵害救济。[29] [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孙宪忠等学者亦在其著作中表达了通过法权机制让国民分享自然资源的结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个人无法成为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作为一种有关宪法权利保障方式的新创学说，其理论前提是基本权利的区分，即把基本权利分为绝对和相对两个类型，绝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不适用制度性保障模式，将绝对基本权利与由宪法规范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基本权利区分开来，此乃施米特当初提倡制度性保障理论的重要动机，其目的在于强调某些基本权利先于国家的绝对性。

[42]而国民个体具体如何分享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等权益，则依赖立法者根据此等最高规范进行立法，通过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来建构可行而又公平的自然资源国民分享制度。职是之故，规制说亦谈不上是可以继续适用的有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解释理论。试想，如果国家所有权说能够成立，那宪法第9条第2款第1句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不就成为自我承诺的无法律效力条款么？既然国家是所有权主体，那国家对自然资源是否做到合理使用，就属于无须在宪法上专门予以承诺保障的国家私领域问题。[61] [德]萨维尼：《论占有》，朱虎、刘智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44] 参见朱康对：《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4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2页。然而，海域使用管理法等自然资源单行法对此后果并无具体的责任承担及追究程序之规定。

抛开宪法其他规范条款孤立地对第9条第1款进行文义解释，结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今沿海地区普遍存在海域使用权人擅自填海，并以此获得海变地的土地使用权，结果导致沿海岛屿加速消失、沿海渔业资源衰退、海岸景观破坏等诸多恶性后果，[48]给当地沿海居民传统的海洋资源使用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侵害。

是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公权说不宜提倡。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它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

在着手解释法律规范时，首先应该探寻法律规范字面文义背后的价值目标。就这一点来说，《基本法》第14条作为制度保障和社会国家原则（《基本法》第20条第1款）一起担负着负责财产公平分配的任务。（二）制度性保障说在狗头金案中的立场 其实，狗头金案跟乌木案高度类似，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狗头金案。在财产分配不平等、少数人拥有所有的财产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一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

然而，我们不应片面强调制度性保障理论的不足之处，而应该看到它的菁华所在，并充分利用它来保护基本权利及捍卫现行法秩序。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41]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属于客观法规范，国家并不对自然资源享有主观性权利，本文对此颇为认同。[55]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3页。

（2）客体的广泛性，即任何财物（自然资源当然包括在内）都可以成为国家所有权客体。制度性保障学说诞生于德国魏玛宪法时期。